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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股份股吧」亚洲外汇危机之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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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亚洲外汇危机之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本报记者:股票配资jinli6 亚洲外汇危机之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后,东亚国家逐渐认识到,由于全球化和
亚洲外汇危机之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亚洲外汇

 

 

  本报记者:股票配资jinli6

 

 

  亚洲外汇危机之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后,东亚国家逐渐认识到,由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化,仅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来维持本国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仍存在局限性。并批评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亚洲外汇危机发生时限制资金援助规模,造成所提共的资金援助远不能满足危机发生初期的资金需求。

 

 

  东亚国家通过亚洲外汇危机还认识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体系脆弱的问题,未来就无法摆脱潜在危机。更重要的是,在强化金融体系的问题上,每个国家自身努力固然重要,但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防止危机。

 

 

  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借国际金融体系整合和发展之机,在亚洲国家间迅速扩散,其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地区的金融危机都要快。在此情况下,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为预防金融危机、防止危机扩散以及解决危机,建立区域合作应该说是最有效的对策。

 

 

  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讨论

 

 

  为防上类似东南亚外汇危机再度发生,日本F1997年9月19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亚欧财长会议(ASEM上提议加快建立AMF,以使业州国家间的货币合作更为系统化。197年9月21日,IMF/8年会在香港举行。在亚洲地区12个国家”的财政副手和美国、IMF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也同与会者对上述提议展开了讨论。日本向在会上向参会国呼吁共同筹建100亿美元的基金,未来需要该项资金时,各国按照约定金额进行出资,同时,日本表示愿无偿注入不少于1/2比例的资金。

 

 

  但由于被指与IMF功能重复以及担心诱发危机国的道德风险,H本的AMF设立构想在美国等-些发达国家和IMF的反对下,未能获得更大的进展,事实上已被搁浅。

 

 

  二、一文解答世界和亚洲最大的外汇中心

 

 

  在外汇市场,如果想获得盈利,没有相关知识支持肯定是要失败的,因此了解外汇相关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什么是外汇市场?主要的参与者是哪些

 

 

  外汇,看似与普通大众很遥远,但却与全世界每个人息息相关。外汇市场指的就是国际间的外汇买卖,它可以是有形的(如外汇交易所),也可以是无形的(如通过电讯系统交易的银行间炒外汇)。它主要参与者包括各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纪人公司、自营商及大型跨国企业等。

 

 

  全球主要外汇市场有哪些?

 

 

  全球知名外汇监管机构除了FCA和NFA外,澳洲方面有澳大利亚的ASIC、亚洲方面有日本金融厅(FSA)、新加坡的MAS以及香港的SFC。欧洲方面有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其中,澳大利亚的ASIC是除了FCA和NFA外最权威的监管机构。

 

 

  世界最大的外汇中心和亚洲最大的外汇中心

 

 

  世界最大的外汇中心在伦敦。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外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早在一次大战之前,伦敦外汇市场已初具规模。1979年10月,英国全面取消了外汇管制,伦敦外汇市场迅速发展起來。

 

 

  现在新加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外汇中心。新加坡是全球老牌金融监管机构之一,它除了掌管着货币、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部门法规外,也具备了发行货币的职能。

 

 

  提问:为什么银行买入价低于卖出价?

 

 

  银行买入价是指银行买入基准货币的报价;银行卖出价是指银行卖出基准货币的报价。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差价代表银行承担风险的报酬。这里提醒一下的是,交易频繁的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买卖差价相对较小,而一些交易清淡的币种差价就比较大。

 

 

  三、亚洲外汇危机之清迈倡议

 

 

  对东亚成员国金融合作来讲,ASEAN+3财长会议最为核心和突出的成果之一是:建议在本地区各国发生危机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援功的“清迈倡议”。以下将介绍“清迈倡议”的诞生过程。

 

 

  如上所述,为防止亚洲地区再度爆发外汇危机,以便能在危机发生时采取措施迅速应对,在2000年2月日木别府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国际局长会议上,3国国际金融局长本若1999年11月ASEAN-3首脑会议上确立的“建立区域内自效利援助机制”决策精神,决定向ASEAN提议,在中H韩和ASEAN之间构建中央银行间贷款协议(所谓双边货币互换),相互支援外汇储备,由3国财政当局制定大致方案与ASEAN共同协商。

 

 

  对中8韩提出的方案,ASEAN各国财政当局立即表示欢迎。2000年3月召开的ASBAN+3第三届财政副手会议.上通过了中日韩三国的提议,将ASEAN成员国货币互换机制范围扩大到中日韩国,建立区域外汇危机发生时短期外汇资金流动性支持体系,并决定将其列入000年5月召开的ASEAN+3财长会议日程上,获得批准后加以推进。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ASEAY+3财长会议上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网络的清迈倡议:ASEAN和中B韩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汇危机时,ASEAN+3内各中央银行将相互支援外汇储备,并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网络。会议采纳了时任会议议长的泰国财政部长他林.尼曼哈明达(TarrinNimmanhaeminda)的建议,以达成协议的城市命名,将该体系的名称定为“清万倡议”

 

 

  经过6个月的实际操作,在同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ASEAN+3财政副于会议上,各方就CMI的基本结构、双边货币5换基本原则等具体机制实行问题达成了共识。

 

 

  CMI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扩大现有ASEAN货币互换机制,签署有中日韩三国参与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BSA: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构建流动性支持体系。②通过监控短期资本流动及共亨相关信息,加强成员国之间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ERPD:Economic Review&Policy Dialogue)。

 

 

  司时,“清迈倡议”决定在区域国家内建立短期资本流动监控系统和能够预知外汇及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EWS:Early Warning System)。这两项系统是在成功克服外汇危机的韩国的提议与技术支持下获得推动的。

 

 

  1)短期流动性支持

 

 

  CMI框架下的流动性支持体系是为需要国际收支支援或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国家提供货币互换形式的短期资金支持。该体系又分为两大因素:第一,将ASEAN五个成员国f 1977年签署的小规模货币互换机制扩大到10个国家,并大幅扩增其资金规模。第二。签署中日韩三国参与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BSA::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s),构建ASEAN+中日韩三国货币互换网络。

 

 

  CMI协议之前的ASEAN货币互换机制是ASEAN的5个成员国”于1977年签署的,1978年修订后规定各成员国最多出资4千万美元,且最高贷款额为8千万美元。该货币互换机制为多边协议,优点是能够迅速获得资金援助,缺点是资金总额仅2亿美元,难以满足需求。因此,CMI协议将ASEAN货币互换机制成员扩大到10个国家,资金规模也增加到10亿美元。之后在2005年召开的ASEAN+3财长会议上,又将资金额增加到20亿美元。

 

 

  CMI流动性支持体系中,中日韩3国和ASEAN各国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BSA: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s)相比ASEAN10国签署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在规模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可以说是CMI的核心部分。

 

 

  BSA提出了资金援助条件,原则是维持区域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弥补现有IMF支援体系中的不足。就像这样,将CMI体系与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资金援助挂钩的原因是,发生外汇危机时,资金援助应建立在对危机成因的正确判断和为克服危机而制定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基础之上,但目前东亚地区尚未形成能够完成该任务的组织或体系。

 

 

  对受援国的援功根据受援国与援助国之间协议落实,由援助国指定的协调国负责对协议进行协调。部分互换协议的最大提取金额由协议双方协商确定,最大五换额度除20%与IMF资金支持无关外,其余80%与IMF的资金支持同步落实,或者在保证IMF的资金支持能够马上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兑现。提款期限为3个月,最多可展期7次,提款利率在LIBOR的基础.上最多附加300个基点。

 

 

  CMI框架下的双边货币协议,自2001年7月韩国与日本首次签署该协议起到2005年5月,交易金额达到了395亿美元。但是该金额仍然不能满足需求,而且援助机制也存在不足。因此,为了提升现有CMI的实效性,2005年5月,ASEAN+3财长会议上做出如下决定:

 

 

  第一,扩大危机时紧急资金支持规模。将货币互换规模从2005年5月的395亿美元(以韩国为例可获得140亿美元的支持)增加到750亿美元。截至2007年2月,共签署了16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790亿美元。韩国发生外汇危机时,可从区域内成员国获得的最大援助额也上升到230亿美元。

 

 

  截至2007年1月,CMI规模达到790亿美元,约占ASEAN+3所有成员国外汇储备(共24 940亿美元)的3.2%。而如果考虑ASEAN+3的13个成员国中,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4个国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且外汇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则此数值相当于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总外汇储备总额(1552亿美元)的51%。

 

 

  第二,建立成员国在危机发生时能立刻被召集并提供资金支持的集体决策机制,共有12个国家参与了签字仪式。危机发生时根据受援因的申请,所有预计参与支援的国家通过协议或表决,在2周时间内决定是否提供支持。成员国的这种迅速而且有力的决策体系,从根本上抹杀了投机势力投机的机会。

 

 

  第三,通过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危机防范。为强化由副财长、中央银行副行长组成的经济评论与政策对话(FERPD)机制,基于韩国开发的早期预警系统(EWS),建立了7国监督机构(sur-veillance unit)间的共同监控体系。目前,韩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执行该功能,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成员国参与进来。

 

 

  东亚国家按照“清迈倡议”建立的区域流动性支持体系,被视为区城内金融合作的一大进步,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清迈倡议

 

 

  首先,考虑到援助资金基本上来自IMF,因此流动性支持体系可以看做是对IMP资金援助的补充。也就是说,在互换金额中只有20%能够独立于IMF,因此,在危机大规模席卷以前,仅利用货币互换控制危机的发展是难以在危机发生初期实现。

 

 

  其次,由于晚些加入ASEAND的国家还没有签署BSA协议,或者这些国家签署的ASEAN货币互换协议资金规模较小,该协议并不是很完善。而且.BSA基本上采取双边协议,如果不同国家间协议内容不尽相同,也导致其实效性和透明度落后于多边协议。因此,CMI体系应谋求向更加完善的多边协议的方向快速发展。

 

 

  2)短期资本流动的共同监控

 

 

  在1999年11月马尼拉B开的ASEAN+3首脑会议上,为防u止区域遭受短期投机资本的攻击,韩国建议把加强监控力度作为金融领域首脑会议的议题。在此后2000年3月召开的ASEAN+3财政副手会议上,韩国又提议引进针对区域内短期资金流动的共同监控体系和早期预警机制,并表明了为此提供技术支持的意向。

 

 

  虽然在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问题上很容易达成了共识,但在构建共同监控体系问题上,--些成员国在当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理由是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短明资金流动共同监控体系的差异,因此推行过程将存在很大困难。他们提出,与其构建共同体系,不如先建立两个国家互相交换资料的体系。

 

 

  于是,在2001年5月ASEAN+3财长檀香山会议上,各国达成协议:在韩国提出的资料交换样本建议的基础上,采用ASEAN事务局编排的基本样式(Template),并按照该样式互相交换资本流动相关统计资料。统计资料的内容包括外国人证券投资基金流入/出现状和各国净流入现状、短期外债动向

 

 

  目前,韩国、日本、泰国、文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7个国家在资本流动交换资料协议上达成共识,并开展实务协议。韩国正与日本(1999年11月)、中国香港(2001年12月)、菲律宾(2002年5月)开展资料交换,与泰国则处于协商中。日本除了与韩国达成上述协议外,还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开展了资料交换。另外,2001年9月日本通过设在ASEAN事务局的“日本——ASEAN金融技术支持基金D”,加快开发针对ASEAN 5国(東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越南)的短期资金监控系统。

 

 

  今后韩国将在增加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料交换国的同时,加强目前的资料交换系统发展方案研究和对ASEAN国家的技术支持。

 

 

  3)外汇危机早期预警体系

 

 

  如前面所述,区城内外汇危机早期预警系统(EWS)旨在防止危机再度爆发,在2000年3月ASEAN+3财政副手会议上,韩国的提议受到了成员国的欢迎。此后,韩国在2000年4月的首尔论坛和2000年11月的ASEAN+3新加坡首脑会议上正式对此提出提案。

 

 

  作为该提案的后续措施,在2001年5月夏威夷召开的ASEAN+3财长会议上,各成员国通过了区城内成员国可以采用的早期预警系统(EWS)基本模式(prototype)的开发方案。韩国决定将用其国际金融中心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在1997年外汇危机后建立外汇危机早期预警系统的经验,对其他成员国进行技术支持。到目前为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等7个国家建立了国家监督机制(NSU;Nat ional SureillanceUnit),除此之外,中国、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已经建立了韩国国际金融中心和ADB共同开发的早期预警系统模型。

 

 

  2005年11月ADB主持召开的工作会议,以韩国提出的建议作为核心内容,组建并开始运营实务组织,旨在“提高区域内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行监控的(surveillance)能力,构建相应系统”。实务组织的作用是培养ASEAN+3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监管能力,在ADB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①建立各国早期预警系统模式,并对其运行提供支持:②共享系统运行所必要的技术和信息:③开发具有预测能力的新模型:④统一管理和调整ADB等国际组织的援助活动。

 

 

  此外,为了支持ASEAN+3实务组织财政副手(Deputy)的宏观政策和政策对话,实务组织:⑤按照一定样式评估各国风险(risk)因素,并报告副手会议:⑥对财政副手下达的关于强化宏观政策和金融市场监督力度的指示予以执行。

 

 

  大部分成员国和ADB认为,韩国的建议可以加强对区域内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监督,并且可以增强危机预防能力,因此大力赞成该方案。然而泰国表示反对,理由是该方案与本国推行的“专家组织”(GoE:Group of Expert)具有重复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对泰国的态度表示支持。“专家组织”的职能是副手会议召开时发表特定主题的研究结果,通过执行副手下达的指示,加强区域内监督力度。显然,该组织设立的目的是在扩大泰国在区域内监督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是该维织在构成、活动计划以及确保预算方案等方面缺乏可实施性,因此并未得到其他各成员国的认可。

 

 

  4)经济动向盘点及强化政策对话

 

 

  地区金融体系想要发挥防御危机的作用,除了定期进行信息交换和监督以外,还需建立政策对话(policy dialogue)机制。信息搜集能够在前期感知危机征兆特征,对及时应对起到积极的作用。基于早期预警体系的共同应对策略,可以对区城内金融脆弱性进行更加周密的检验。此外,区域内政策对话过程中,成员国可通过同行审查(peer review),对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在评估相关国家的成果后,最终配合央策和执行,使之符合相互协商后的标准和原则。

 

 

  区域内政策对话体系是CMI制度结构的一环,在ASEAN+3的框架下施行。目前各成员国以每年提交两次国家报告书的形式,将本国经济金融现状提交上去,ASEAN+3副手会议上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政策对话以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及其相关信息的自发共享为主要内容。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国由于担心会给本国汇率产生影响,因此对资本流进流出相关信息的交换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ASEAN+3成员国一致认为,为了充分落实CMI和提高区域内金融合作的实效性,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内政策对话机制,并在每一届ASEAN+3财政副手会议上对此进行持续的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01年5月ASEAN+3财长檀香山会议上,成员国通过了组建研究组织(study group)的方案,希望借此来把握区域内经济动向,研究加强政策对话的方案。

 

 

  方案的第一步是通过ASEAN+3财长、副手会议等现有的对话渠道,促进经济动向信息交换和相互审查,促进对主要政策悬案的意见交流。同时,改善每年5月召开的例行ASEAN+3财长会议(AFM+3)及其运行方式,每年召开两次致力于区城内经济动向检验和政策对话的“ASEAN+3财政副手非正E式会议(AFDM+3)”。

 

 

  第二步是建立更为强大的政策对话制度,目前关于建立区城内经济动向评估机构的建议虽被提及,但最终还是决定根据今后区域金融合作情况再进行研究,目前仍然坚持沿用“非正式AFDM+3会议”方式开展的方案。“非正式AFDM+3会议”除了总结区域内各成员国近期经济动向和主要问题外,还选.定新的问题和金融脆弱性相关主题,组织专家发表研究结果并由参与者进行讨论。

 

 

  分析政策对话推进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区域政策对话体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除了防蔻外汇危机的目的外,没有制定政策对话的具体目标。倘若没有长期目标,只是围绕着防止外汇危机再度发生这样一个消极目标,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将会被削弱,合作水平也无法提升。第二,缺乏能够主导区域合作体的核心机制。因为缺乏像欧洲合作体--样的能够持续引导政策对话的主体,所以现在的体系被认为是单纯的对话体系。第三,尚未出台合作结果付诸实践的方案。通过政策对话和监控,即使能够判断出某个国家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大,但是如何反映在该国政策上,还有待解决。

 

 

  5)IMF等机构的立场

 

 

  对目前东亚金融合作体系效果和前景,存在着两种载然相反的立场。

 

 

  首先,IMF对现有的诸如CMI等东亚金融合作体系持反对意见。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过后,IMF通过引进短期高利率贷款——补充储备信贷额(SRF:SuppI ementary Reserve Facility)和应急信贷额度(CCL:ContingencyCreditLine)、增加IMF资本金(额度)和精简资金援助程序等IMF信用制度改善措施,扩大了可用资金(availability)数量并提高了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此IMF认为类以CMI的区域内流动性支持机制是多余的。

 

 

  其次,IMF认为类似CMI的区域流动性支持体系,有可能弱化成员国结构改革的推进力度,弱化对稳健宏观政策的执行力度,容易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与IMF的职能重叠将削弱多边体系的作用。实际发生危机时能否实现资金支持,CMI的援助规模能否抵御投机资本的攻击,也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也有机构所持观点与IMF相反,对东亚金融合作持肯定态度。这些机构认为区域内发生危机时,CMI通过迅速资金支持,对IMF等多边体系予以补充,对防止区域内外汇危机的再度发生和稳定金融市场起到积极作用。并且主张CMI体系能够通过监测区域内经济动向和强化政策对话,引导东亚各国履行健全的宏观政策,落实金融改革措施。并且指出通过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可以提高亚洲在多边体系和国际金融对话中的影响力。

 

 

  正如EMU等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初始阶段的产物一样,作为东亚地区货币和经济整合议题的中心体,AFM+3、AFDM+3、CMI、中日韩财长会议等东亚金融合作体系今后将大力发挥其作用的观点也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美国则对东亚金融合作体系持谨慎态度。它反对亚洲地区设立独立协议机制,但对最近东亚地区的贸易金融合作研究却鲜少表示强烈反对。

 

 

  四、亚洲外汇危机之区域内汇率制度探索的讨论背景

 

 

  如上所述,经历亚洲外汇危机后,东南亚地区展开全方位金融合作。日本等因家提出的关于设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却成功地创建了覆盖美国等许多非亚洲国家的“马尼拉框架小组”。进而,ASEAN+3成员国于2000年5月推动签署了旨在构建危机发生时的相互资金援助体系的“清迈倡议”。此后,有更多的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且在加强政策对话、构建区域内经济监督体系、交换短期资金流进、流出信息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与此同时,各国都认识到,为了维持区域汇率稳定,需要加强在汇率运用相关领域的合作。在制度层面上,为寻找合适的汇率制度,以学界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展开了持续的讨论。

 

 

  促使这种讨论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1)随着区域内各国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创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的交易环境,变得日趋重要。

 

 

  2)区域内各国对此前为稳定汇率方面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中的不足缺少反思,以及欧元成功发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3)基于区域内各国为维持对外竞争力进行竞争性贬值的担忧,认识到预防这种情况的必要性。

 

 

  区内交易规模占总贸易额比重

 

 

  1997年,亚洲国家只是注重盯住美元汇率的重要性,于是将本国货币与美元进行捆绑,致使在日元陷入弱势时无力回天,同时也削弱了本因商品的对外竞争力,最终引发了外汇危机。这样的分析也提供了对区域内汇率制度进行讨论的一个契机。实际上,此前亚洲国家有与美元采取固定汇率(defacto dollar peg)的倾向,在贸易投资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该种政策已经被认为不太合适。

 

 

  在此背景下,区域内各国提出过很多汇率方案。由于区域内各国的交易投资规模扩大等因素,围绕汇率制度的讨论仍将持续。

 

 

  五、亚洲外汇危机之东亚金融合作的未来课题的CMI发展方案

 

 

  CMI发展方案

 

 

  1)建立共同决策体系

 

 

  考思到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东亚地区各国的金融合作,首先应从在多领域开展多边合作及建立信赖关系开始,从具体的可行性方案入手,分阶段,逐步打大合作。

 

 

  合作初期应从宽松的合作机制着手,致力于落实现有的CMI体系,逐步扩大区域内各国的货币互换规模,建立系统化的政策对话体系。同时,提高本地区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先进性、缩小本地区各国经济差距,创造区域内金融经济整合的条件。当区域内各国的经济水平差距缩小,政策合作体系的可信度得到确保时,建立独立的区域流动性支持机制和监督体系、引入区域共同货币体系的愿望将可实现。

 

 

  为提高CMI的成功可能性,衢对后CMI(PostCMD)体系进行理论和实践的验证,以使本地区金融秩序发展为稳定体系。实现东亚经济整合是一个长期目标,Post-CMI体系应着眼于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制度建设上,而不是带有局限性的短朔流动性支持体系。为了推动成功达成高水平协议,各主导国家需要做出积极的努力,发扬自我牺牲精神。

 

 

  现有CMI框架F的短期流动性支持体系是:当危机发生时,各援助国之间展开协商,由援助国指定的协调国负责协商过程。但实际上,对是否支援以及实施步骤规定的都比较模糊。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容易造成混乱。

 

 

  迄今为止,CMI框架下缔结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没正式进行。于是,有些国家提出了新的方案,摈弃任意式的决策机制,通过投票的方式共同决定援助与否,以提高资金援助机制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实现共同支援效果的最大化。新方案在维持现有的双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引入集体决策方式,规定了发起步骤,以及决策过程中的权贵范围(terms ofreferencc)。授权范围由韩国为上导的国家提议,在随后的实务组会议上经过了多次修改,最终在206年ASEAN+3财长会议上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日本提出,除规定集体决策的方式外,有必要根据集体决策的内容对个别协议的决策进行法律约束,即发展成另外的多边协议的形式。日本主张为了对各国签署在互换协议上的共同决策进行约束,必须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形式。该主张认为,协议签署将对CMI体系向多元化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提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些成员国以成员国财长之间做出的口头协议也具有实质性约束力为由,对CMI发展成另外的协议(MOU等)形式表示质疑,因此,该方案至今也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

 

 

  日本建立AMF构想的破灭并不是因为东亚国家否认金融合作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对推行AMF的过程中可能H现的问题缺乏充分的分析,而日本的领导能力又难以获得其它成员国的支持。同样的,“清迈倡议”签署以后,各成员国之间也没有形成具体的协议。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清迈倡议”正处在重要的交叉路口上。虽然渐进式改革只是对现实的妥协,但应该是东亚国家勾勒具体、崭新的合作蓝图的时候了。

 

 

  2)CHI的多元化

 

 

  在区域国间经济发展差距没有缩小到-定水平之前,推行BU方式的经济整合绝非易事。从经济整合的漫长历程来看,作为危机发生时短期流动性支持体系的OMI只能算是一个开始。为加强对区域内经济状况的共同监控以及使政策对话系统化,在采用集体决策机制之前,现有的CMI体系暂时只能作为IMF体系联动的补充体系。IMF起到与现有的AFM+3、AFDM+3等区域内政策对话机构共同实施监督和政策咨询的作用,CMI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将起到弥补危机发生时MF资金援助的时差的作用。

 

 

  因此,首先要提高CMI框架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和可信度(credibility),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同时改善资金提供条件。在现行的CMI体系稳固以后,把双边货币互换体系发展成为多边互换体系,为了货币互换条件的确认和货币互换的实施,设立新的执行机构,同时提高本地区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先进性,缩小本地区各国经济差距。此外,各国在交流金融结构改革推行经验的同时,需要将各国的会计、审计、公示制度等诸多金融制度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区域资本市场培养和发展,是区城经济结构的脆弱环节,也应加快发展。同时,要努力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东亚货币和经济融合。

 

 

  首先,研究包括日常监控监督体系在内的更加独立和正式的运行结构,该结构应基于CMI框架构建,既可以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又能够在危机发生时,做到共同应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强现有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运行结构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如何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网络化进行有效管理上,对此还需要开展深层次的讨论。

 

 

  第一步是逐渐扩大双边货币互换体系,即現有的CMI体系,实现CMI体系的网络化。目前,CMI基本以双边协议为主,签署的互换协议规模,若外汇危机再发生的话,尚不足以独立解决外汇危机。另外,是否提供援助是由每个国家自行决定的,取决于各国的意感,因此外汇危机发生时,对稳定市场起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第二步是建立“经过改善的CMI体系”,通过共同决策决定支援与否,增加各国货币互换金额,直到可以抵御外汇危机为止。为此,在2005年5月召开的ASEAN+3财长会议上,商定将现行协议规模增加100%,具体规模与个别国家协商后决定,并将与IMF脱钩的比重由过去的10%增加到20%。2006年财长会议出台了共同决策体系,通过组建专家组织等措施,强化了区域内经济融合检验体系。

 

 

  第三步是建立“多元化的CMI体系”。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多边货币互换体系,是将外汇储备金中的一部分用FCMI的专项拨款(earmark).这个阶段可以作为今后外汇储备池(reserve pooling)或是AMF发展的前阶段。专项拨款采取事先约定在危机发生时支援一部分外汇储备的形式,会将现有互换协议网络整合为单一协议。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就必须设立一个管理这些事务的中央事务局,由其负责对相互经济状况更加稳定的核查。即使这样,负责管理的中央事务局,从功能上看,仍然落后于外汇储备池体系或者AIF等机制。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区域内各国闻金融合作的信普度和经验获得积累后,CMI将发展成外汇储备池,即亚洲借款安排(AAB:Asian Arrangementsto Borrow)的形态,AAB体系与AMF的差异在于,AMF和IMF都带有信贷机构(credit union or insti tution)的性质,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界限模糊。但在AB体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界限分明,即AAB是将CMI多元化、扩大资本流动性支援规模、节省体系的调节费用,并且在实际资本流动性支援过程中,由于支援国和受援国都非常明确,债权债务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上述AAB能够实现制度化,而且具有可管理性,那么AAB将会是创立AMF的必经之路。AAB会在危机发生时对AMF提供资金支持,AMF则为了预防道德风险,向受援国提出一定的履行条件。

 

 

  区域内各国经济差异缩小到-定程度时,应研究建立AMF形态的独立的区域内资金支持、监视和监督机构。区域内独立机构承担本地区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同时,对成员国实施周期性的政策审查,在提供咨询后为部分国家设计合适的调整计划并进行监督。该机构将在推进区域内金融、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最后一个阶段将会成立“亚洲中央银行”,这是实现像欧盟一样,能够整合区城内经济和货币体系这一目标的前期阶段。

 

 

  实现经济和货币的融合,应具备-定的前提条件。从欧盟建立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区整合的前提是形成一个能够保障自由交易的单一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东亚应该借鉴的是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参差不一的北美经济形态,而不是各成员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欧盟的经济形态。逐渐扩大东亚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推动开放的地区主义和自由的单一市场形态,这正是现阶段的研究课题。此外,还应推动共同汇率政策,为亚洲共同货币的推出创造条件。

 

 

  不过,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的整合意愿仍没有欧洲那么强烈,也尚未形成共识。地区整合的动机是提升整个地区共同的经济利益,但是整合无法保证所有国家都能获益。由于东亚国家尚未充分形成整合动机,因此对可能限制本国政策手段的整合讨论,各国表现的并不积极。

 

 

  尽管如此,区城内FTA仍在积极推进中,且区域内贸易市场整合的需求也将日趋突出,所以区域内货币合作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在资本自由化的今天,区城内各国很难摆脱外部的冲击,为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而开展合作是非常迫切的。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展开,都应该对亚洲汇率制度和货币合作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东亚金融合作中的CMI

 

 

  3)加强区域内政策对话

 

 

  现有的CMI只是作为危机发生时对IMF资金支援的补充,EIMF会对此进行大规模支援,所以互换贷款的规模,无需增加到能够完全抵御外汇危机的程度。而且,现有条件下,也无需提供一个IMF以外的独立的资金援助条件(conditionality)。

 

 

  不过就CMI自身目的而言,是有必要构建成员国宏观经济监控休系。在现有的CMI体系下,最多能提供20%与IMF脱钩的援助,这些资金还要在援助国同意的前提F才能到位,因此有必要对受援国经济状况做系统化的评估。所以,在ASEAN+3框架下,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建立有效的监控体系等。

 

 

  成员因基本同意CMI应建立独立的监控体系,对CMI起到补充作用。为此,泰国提出组建一个作为独立监控(surveillance)机构的早期产物——“专家组”(group of expert),对区域内经济状况进行日常监控,把监控结果报告给AFM+3会议。2007年8月,成员国组建了由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的8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该组织一直运营至今。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该组织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组织无法保障信息安全(confidential),发展成多元化机构的可能性很小。

 

 

  为了实现多元化的CMI这一长期目标,首先各国货币部门应加快提高对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监督的能力。要以货币部门为中心加强监督监控力量,可以首先在各国的财务部和中央银行设立监控部门。然后,13个成员国按照事先约定的样式,定期(例如每月1次)共享相关信息,并对各国的信息进行分析。为了对这些信息进行统一管理,由ASEAN+3共同议长国(ASEAN的一个成员国+韩中8中的一个国家)组成实际意义上的事务局(virtual secretariat),对相互监控结果进行协调,并定期实施评估,最后将结果报告给AFDM+3会议。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培养区域内的监督监控力量,待到今后金融合作更加紧密和常设监控机构的讨论成熟时,可以以各因财务部和中央银行的人员为核心,逐步扩大独立机构的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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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体系危机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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